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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山琴派

“虞山琴派”创立于明末清初，在继承传统浙派的基础上形成了“清微淡远、博大和平”的风格特征，四百年来盛传不衰，被后人誉为“古音正宗”。其创始人严天池（1547-1625）主持编写了《松弦馆琴谱》，提出了虞山派的理论基础，一改琴坛以文对音的偏破，突显了音声本身的艺术感染力，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琴社——虞山琴社。后其弟子徐上瀛（约1582-1662）又有新的突破和创新，编写了《大还阁琴谱》和《溪山琴况》，在琴学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虞山派理论。近代虞山“吴派”又以兼具江南之柔婉、清丽及北方维奇、豪拓特点著称。明清以来，“虞山琴派”编著的琴谱多达十几种，其倡导的琴学理论、演奏风格，对后来诸多琴家、琴派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有“海内所传，熟操着是也”之美誉。近年来虞山派古琴艺术观、虞山琴社、虞山少儿古琴社等相继集开展了研究、交流、培训等工作，为虞山琴派传承和发展营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。

广陵琴派

“ 广陵琴派”形成于清初，代表性人物为徐常遇、徐琪。徐常遇上承“虞山派”而自成一家，于康熙四十年编著《琴谱指法》，后由其子徐炜校勘成书，既是现存的《澄鉴堂琴谱》。徐琪曾历游燕、齐、赵、魏、吴、楚等地，遍访知音，荟萃各派琴谱，积三十年之功编成《五知斋琴谱》，除收曲33首外，还加入解题、后记，旁注及琴学理论文章多篇，成为广陵派影响最大的一部琴谱。清代乾、嘉以后，广陵派又出现一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吴熕，不仅幸得二徐后人嫡传，兼而习之，其编著的《自远堂琴谱》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，由此奠定了广陵派“音随意走，意与妙合”的艺术风格特征。20世纪初，著名琴家孙绍陶先生首倡成立了“广陵琴社”，琴社也由初始之十余人，逐渐发展壮大，其中不乏琴界精英，如后来的刘少椿、张子谦先生等人都是代表性的亲家。总之，近现代以来，广陵琴派雅集不断，琴人辈出，编著了一批琴学理论成果，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金陵琴派

    历史上金陵琴学源远流长，早在汉末，蔡邕曾到金陵探幽揽胜，根据清溪五处不同，写出《蔡氏五弄》，为后人所喜爱。东吴丞相顾雍等人从其学琴，推动了金陵琴学的发展。随着晋室东迁，经济文化中心南移，金陵琴学开始兴盛，琴坛活跃着谢安、左思、陶渊明等一大批文人琴家。明中叶时，江宁琴人杨抡兼收江派、浙派之长，曲词并重，辑《真传正宗琴谱》。其奏琴“俾按抑吟揉，若指诸掌。而疾徐轻重，始应之心，盖志与人同”，形成“参序有节，抑扬有纪”的风格，始创金陵派，代表曲目有《塞上曲》、《墨子悲歌》、《沧海龙吟》、《汉宫秋月》、《箕山秋月》、《秋声赋》、《听琴吟》、《古神化引》等。清代琴人庄臻凤直至近代黄勉之等，承金陵派遗风，对后世琴学发展影响颇远。至近现代，金陵地区的琴学团体从三十年代的“青溪琴社”到五十年代的“南京乐社古琴组”，再到九十年代的“金陵琴社”等等，继承了金陵派的传统，以海纳百川之气概，兼收各地琴人之长，使古琴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得以传承发扬。

梅庵琴派

    “ 梅庵琴派”源于山东诸城派（为虞山、金陵二派汇流而成）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创始人徐卓伟纪念其师王燕卿授琴于“梅庵”（今东南大学内），将所传《龙吟馆琴谱》重编后改名为《梅庵琴谱》，自此该琴派得名。自1929年徐卓、邵森在南通成立“梅庵琴社”以来，在古琴传授、理论研究、打谱编谱及琴弦研制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活动，培养了不少优秀传承人，影响遍及海内外，为继承发展古琴流派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。徐氏、邵氏弟子主要分布于南通、镇江、台湾、香港等地，其中刘景韶又于1986年在镇江成立了“梦溪琴社”。如今《梅庵琴谱》已成为海内外琴家非常重视的琴曲教材之一，其代表性传承曲目如《长门怨》、《关山月》、《秋风词》、《平沙落雁》等已是习琴者之必学曲目，而《月上梧桐》、《春光曲》等一些创作曲目也深得广大习琴者喜欢。“梅庵琴派”在演奏上重视技巧和节奏，强调旋律之美，尤其是首创琴谱点拍的做法得到了广泛流传。